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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批接班的90后厂二代卷不过70后爹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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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6-10 11:09:3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中国第一批接班的90后厂二代 卷不过70后爹妈

新周刊

“英区留子被骗回工厂搬砖” “夕阳产业厂二代求出路”“95后厂二代的纠结时刻”……

近期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中,越来越多具体的“厂二代”浮出水面分享她们的故事,从神秘而模糊的一群人,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课题。

对年轻的女性“厂二代”来说,家里的小厂,仿佛烫手山芋。

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业者,无论家业大小,大都在面临着企业接班难题。而对女性继承者而言,父母的托付难以拒绝,但接班很少是她们的人生首选;当她们接受宿命用心适应新的角色,时代与世代差别带来的错位感,又时常令人手足无措。

当她们选择说出自己的难处,又会招来冷嘲热讽:能接这么大的家业就知足吧,有什么资格到网上喊苦说累?

这既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压力,也有个体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挑战。接班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、个人愿望与家族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,同时也映照出一些小型制造业在当下的尴尬处境。

01

厂二代标配:留学后回家接班?

“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受这份罪?”星雨委屈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。

去年,29岁的星雨还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工作。星雨的父母在广东佛山开了家柜门电子锁制造厂,厂子不大,有15个工人,生产用于桑拿洗浴、高尔夫球场、健身房等场所的更衣柜电子锁,每年营收几百万。

星雨的父母年轻时都是西南地区军工企业的机械工程师。工厂辉煌不再,于是南下闯荡,2004年左右在佛山创业开厂,二十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错。随着父母老去,近些年公司一直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。2023年年初,职业经理人离职创业去了,父母便和星雨商量,要不干脆回来接手家里的厂子。

“家里的收入,怎么也比你在外面打工多。”爸爸说。

京都人的私房雅趣

京都人的私房雅趣

(图/《京都人的私房雅趣》)

星雨从没有想过回来接这个班。她此前的经历,都指向另一种人生轨迹:自小在寄宿学校,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国外留学。2021年从纽约毕业,在深圳做过两份市场营销类的工作。她的情况与很多“厂二代”类似,每一步都像在远离作为起点的工厂,但绕了一圈,又回到原点。

所以,回家接厂的要求,让星雨苦恼了很久。她在外面早自由惯了,“从小没怎么和父母一起住过,回来要和父母一起住、一起上下班,真的会受不了”。

另一方面,星雨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,不愿让他们太辛苦。犹豫再三,去年年底,星雨辞掉了深圳的工作,回到佛山。

对今年31岁的潘潘来说,“接厂”的决定来得更加突然。去年8月,还在北京工作的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父亲出了意外,家里需要有人马上来接手工厂。

和星雨父母的经历相似,潘潘的父亲也是当年“南下打拼”的那一群人。父亲早年间是国企的一名科长,下岗后一个人来到深圳,从技术工人做起,最后创办了一家耳机生产厂,主打中低端市场。如今销售基地设在深圳,足有三四百人的生产制造基地则放在老家四川。

潘潘从小和妈妈生活在四川,后来去英国留学,201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,先是在北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战略规划研究,后来做自动驾驶相关的业务拓展——用她的话来说,都是看上去“光鲜亮丽”的白领岗位,人生轨迹依然是有意无意远离,或者延迟“接班”这个选择。

作为家里的独生女,潘潘知道接手家里的厂是早晚的事,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,只能提了离职,交接工作。去年10月,她从北京回到了深圳:“倒是没有犹豫,但是很害怕,担心自己做不好,把我爸爸这么久奋斗出来的东西毁了。”

02

“厂二代”不是“富二代”

今年29岁的月亮,是一位生活在浙江嘉兴的“厂二代”。接手家里的建材厂前,她在一家国企上班,月入不到一万元,虽然稳定,但苦于得参加各种酒局。后来她在爸妈的劝说下回家接班,但很快她发现这比想象中艰难,厂子的订单明显减少,往年都是工人需要加班才能完成,但今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单。

在互联网上,“厂二代”们似乎更能惺惺相惜,月亮在网上发帖问:‘厂二代们’,你们的工厂还好吗?为什么今年生意如此惨淡?”评论区里,很多“厂二代”相互安慰和询问:“卖仪表的,今年生意也不好”、“石材厂的,生意一年比一年惨。”“有没有做钢材行业的?拉个群聊聊?”

月亮后来建了一个有三四百人的“厂二代”社群,她感觉在大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,一些焦虑可以被安慰。“感觉厂二代还是带有一些‘奋斗’的气质的,大家都希望能把厂子做强,做好,让更多人看到。”她说。

“厂二代”和“富二代”有本质上的区别,看着父母辛苦过来的潘潘,自小就清楚这件事。女性工厂接班人,没办法成为网上盛传的,被宠爱和保护的“江浙沪独生女”或“东北独生女”,而是一群把命运深深嵌入家庭经济运转中,继承父辈奋斗精神的人。

父辈的家业远没有到自己能“躺平”的程度。从接手家业那一刻起,潘潘逐渐被卷入了持续的焦虑中:“今年赚到的钱,很可能只是变成了第二年的原料、设备、账款……一切都还是要以这个厂的维系为中心。”

星雨也明白,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强调“奋斗”。父母给自己创造了不错的生活条件,而当自己当接手厂子开始,就进入了“未必能够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”的担忧里:“生活质量如果往下滑,肯定是很痛苦的。还是会觉得有压力,要奋斗,要传承。”

父辈的荣耀

父辈的荣耀

(图/《父辈的荣耀》)

潘潘和她的男朋友过去一起在北京工作,如今两人一起来到了深圳,男友协助潘潘做电商相关的业务,分担她的压力。星雨的父母也希望她交个男朋友,但星雨有很多顾虑:“我每天几乎都要和父母吵架,让一个外人来我家,面对一个陌生的行业,肯定有矛盾,我爸妈该怎么和他相处?两个人一起接厂,可能会有一些财产上的纠纷,如果让对方做‘上门女婿’,会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?”

随着时代变化和高强度的实践,“厂二代”们逐渐意识到,除了艰苦的个人奋斗,父辈们的成功创业更像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产物。潘潘明显感觉到,国内外的市场都在缩减,转型是必然的,但是否能成功,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。

03

“只有在你眼里,我啥也不是”

接手之后,一切从零开始。

星雨念的专业和工作领域都是市场营销,机械相关的知识一片空白。接手之前,她对厂里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:“一颗螺丝钉,长的短的、凹的凸的,有几十种专业名称,各种各样的零件。我爸就让我在厂里面,把每一个产品拆开,再自己装起来。”

更多的不适应,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对比自己过去的生活,星雨感觉自己像是“都市丽人回了老家”。

星雨的社交平台上,过去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。以前的工作内容,大都是给学校录制宣传片、主持活动、接待来宾……如今她每天出入在工业区,“想点个奶茶也点不到,我的车停在厂里,每天都落一层灰。”

星雨感觉自己像是“都市丽人回了老家”

星雨感觉自己像是“都市丽人回了老家”

(图/受访者提供)

工厂很小,里边几乎都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。星雨的母亲过去和工人像朋友一样相处,工人以女性为主,逢年过节,星雨的母亲会给她们买花。有时候员工带小孩来上班,她也会给小孩买零食、送礼物,是一个有亲和力的“老板娘”形象。

但星雨感觉自己和工人之间显然有隔阂,“我可能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是个‘社牛’,但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是‘社恐’。没办法,我只能尽量试着和他们熟悉,客气一点,比如问问他们中午吃什么。”

星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“工资”可拿,社保也是按最低标准交,父亲会给她画饼:“你尽快接过去,订单、客户以后都给你。你自负盈亏,挣了就都是你的。”

这也让星雨感到很不适应,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爸妈给零花钱的状态,明明自己在外面已经能带一个小团队工作了,回到家里,她又要从零开始做一颗螺丝钉。

星雨感觉自己像是“都市丽人回了老家”

星雨感觉自己像是“都市丽人回了老家”

(图/受访者提供)

“我在外面自由惯了,所以真的很容易就和爸妈吵起来。我动不动就想,还是出去打工吧,不想再受这份委屈,我又不是靠自己活不下去。”有一次星雨和父亲吵架,愤怒地对父亲说:“我在外面工作大家都很认可我,只有在你眼里,我啥也不是。”

星雨把这些烦恼发到社交平台,但这些感受似乎很难引起大家的共鸣。一条阴阳怪气的评论,让星雨印象深刻:“她只是失去了一条腿,但紫菱失去的是她的爱情啊!”

在很多人的想象中,“回家接厂”是普通人无法拥有的奢侈选择,这些“烦恼”似乎显得太矫情和轻飘飘,但在她们的生活里,困难就是困难,没有高下之分。

04

“维持以前的程度,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”

接手公司以后,潘潘才意识到,原来父亲之前的工作如此繁重:销售、采购、研发、运营……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要亲力亲为。

小型制造企业多年形成的惯性很强大。潘潘会提出一些新想法,而对数十年来早已形成习惯的工人们来说,接受她的提议很难。潘潘明显感受到员工们对她这个“新老板”的不信任:“比如我们的耳机一直采取的是低价策略,但我希望可以提升产品定价,增加研发成本,做更多的品类。但员工们都不太理解,他们会觉得,我们原来做得很好了,为什么要多花这些钱?”

一切新的变化都很难推行,因为“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”。星雨觉得,自己根本没有经历一个正式的交接过程,“父母根本不会交接,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市场化大公司的经验。像我去到一个新公司,会有岗位培训,有一个正规流程,你很快就能明白和上手了。但是我爸爸不会,他只会告诉我,‘你去厂里把产品拆一下’。很多员工都是干了十年八年,他们一直以来就不需要去带新人”。

有一次,星雨提出想把仓库做得标准化一些,做好编码,整理一下,出库、入库都要签字。但母亲觉得没必要,东西就这么多,乱放也没关系,“反正所有人都找得到”。

除此以外,星雨惊讶地发现,厂里很少人用电脑,用Word文档,下订单、安排生产,全部都是手写。而对星雨来说,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手写过工作文件了,她试图推行使用电子文档,但母亲说:“你得先适应我的方法,等以后再慢慢改吧。”

潘潘感觉,“家族化”也是小型制造企业很大的问题,公司里的很多岗位都是父母的亲朋好友,人际关系很复杂。她接手后明显感受到一些人已经不再匹配岗位的需求。她希望可以建立更现代化的企业制度,但面对一个内部盘根错节、像过于稳固的熟人社会般的企业,做什么调整,都可能伤筋动骨。传统的人事结构、生产方式、发展观念,都是高悬在接班人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“比过去更好”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,但困难重重的要求。这不是一家工厂的挑战,而是具体的人面对的新的困难。代际之间的落差和新的形势逼迫着她们不断调整自己。

潘潘最近时常对未来感到焦虑:“我一开始是希望能把工厂做得更好,但我现在只希望能够维持到以前的程度,这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了。我也会迟疑,我是对的吗?如果让公司跟我一起冒险,后果我能承担吗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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